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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一篇关于旧案的文章登上日本雅虎热搜,案件曝光于2007年,是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冒名。 1990年代初,身在中国的一名女子冒充真实存在的中国残留日本孤儿“由纪子”(化名),向日本政府申请归国。当时身份确认极其困难,户籍残缺、记录混乱,她被认定为本人,拿到了日本国籍和入境许可。 随后,她的长子等十几名亲属以“残留孤儿亲属”的身份陆续来到日本。当时残留孤儿的家人可以以定住者等在留资格被接来日本,这一运用如今已经废止。 冒充者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把亲属留在日本,自己回了中国。留下的亲属几乎不会日语,手里却有政府正式认定的“定住者”资格,各地福祉事务所对照要件,只能批准他们的生活保护申请。 其中有人明明有打工收入,却隐瞒不报,继续领钱。这样领了10年以上,被骗走的生活保护费总额达到数千万日元的规模。 2007年,警视厅等组成的联合搜查本部以诈骗和违反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等嫌疑,接连逮捕了住在日本的中国籍男女12人。 被捕的长子对警方供述:“以为来日本能过上好日子,就让母亲冒充了日本人。” 而在陕西省的一个农村里,真正的由纪子过着完全不同的一生。她1929年生于福冈县,1942年、13岁时去了当时的“满洲国”。1945年战争结束,满洲国崩溃,她在混乱中与亲人失散,一个人被留在了语言不通的异国。 为了活下去,她在当地与中国男子结婚,最后落脚陕西的农村当农民,节俭度日,漫长的年月里再没有机会说日语,完全作为一个讲当地方言的中国农民活了下来。 2002年,年迈的她说,死之前想再见一次日本的亲人,便通过支援者向日本红十字会和厚生劳动省提出亲属调查申请。日本行政窗口的答复是:“由纪子这个人物,1990年代就已经永住归国日本了。” 在官方记录上,她早已“回到日本、在日本生活”,可她的户籍和名字正在遥远的日本被一个陌生人用着,还成了骗取生活保护费的工具。 一度被拒绝后,媒体和中日两国的有志者动了起来,厚生劳动省也展开实地调查。2005年,调查团在当地做了细致的面谈和DNA鉴定,证明生活在陕西农村的她才是真正的本人。 图文无关 2006年春天,时隔60多年,她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在福冈与年迈的亲人抱头痛哭。她已经不会说日语,对话要靠翻译,住了几天,又回到了中国的村子,她的人生和家人都在中国那片土地上。 2018年,她在陕西的家中安静离世,终年89岁。 这场冒名能持续十几年,有它的土壤。战争结束时,旧满洲等地有约150万日本人被留下,许多幼子和女性为了生存被托付给当地中国人,或成了养子和妻子,这就是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 他们大多幼年失散,连自己的日本名字、本籍地都记不清,身份只能靠照片、零碎记忆和身上的痣去对照;DNA鉴定还没普及,孤儿又年事已高、归国呼声正强,中间人伪造的文件、事先对好口供的证言,役所几乎无从识破。 而一旦入管发下“定住者”资格,福祉事务所只能按1954年厚生省的通知,只审查申请人是否生活困窘,没有权限也没有人力复查入管的审查。 “入管都认可了,想必是合法居留者”“身无分文、又不懂语言,确实需要生活保护”,两个人道判断叠在一起,反而把10多年的不正当领取固定了下来。 此案和2010年大阪的集体申请问题之后,厚生劳动省和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已加强协作、收紧核查,当年那种无人把关的领取不会再发生。 这篇文章的评论区里,日本网友大部分在愤怒冒领本身,也有人把矛头指向当年形同虚设的身份确认,同样有声音提醒,这件事不能成为给所有外国人贴标签的理由。 “冒充他人、10多年不正当领取生活保护的话,让人不得不怀疑制度的管理体制本身。 生活保护是给真正困难的人的。身份和资格核查不到位就把公款发出去,太草率了。 这次被冒用名字的日本女性同样是受害者。领取方有责任没错,但为什么这么久没被发现,也希望行政方面给出说明。 财源是有限的。对不正当领取,要彻底执行返还请求和严厉处分;对外国籍申请者,也应明确在留资格和发放条件。 不是单凭国籍一刀切,而是要把发给谁、依据什么发,说清楚。 以现在这样的核查体制,认真纳税的人和真正需要支援的人,都不会服气。” “我觉得这起事件最大的问题,不只是‘外国人领了生活保护’。 利用实存的日本女性的名字和身份,让公共制度被滥用了10多年;这段时间里,真正的本人连夺回自己的名字都做不到。 生活保护是拯救真正困难者的重要制度。正因如此,冒充和冒领,不论国籍都应严厉取缔。 同时,拿这件事把外国人整体打包批判,我觉得也不对。 需要的既不是‘因为是外国人就放宽’,也不是‘因为是外国人就排除’,而是对谁都公平、身份确认和防止不正当领取都做到位的制度。 一个日本女性的名字被他人持续利用,这起事件说明,行政在身份确认和信息联动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偷走别人的户籍,把纳税人交的生活保护费骗上10多年,这是明确的犯罪,无论当事人有什么样的苦衷,